袁方臣律師辦理韓某濫伐林木案 當事人無法定情節獲緩刑

時間:2019-06-13 來源: 作者:袁方臣 瀏覽: 打印 字號:T|T
  近日,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袁方臣律師辦理的韓某某被控濫伐林木一案一審宣判。

  韓某某被控在未辦理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情況下,指使李某砍伐并出售楊樹147株,獲利4萬元。經鑒定,該147株楊樹立木蓄積為95.942立方米。公訴機關認為應當以濫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袁方臣律師在辯護過程中,根據事實、證據、法律,以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嚴謹態度,對濫伐林木罪做了無罪辯護。最終,一審法院以濫伐林木罪判處韓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宣判后,檢察院沒有抗訴,韓某某沒有上訴,判決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袁方臣律師長期深耕刑事辯護、商事訴訟和法律顧問業務,近年來專注于刑事辯護領域,倡導“鍛鑄刑辯精品,彰顯個案公正”的理念,擅長團隊作戰、發揮集體智慧,業績優異。以下是該案的辦案手記,一點感觸,分享給大家。

  案情簡介

  北京市通州區漷縣鎮草廠村村東、田南路南側系呂某某(系韓某某丈夫)的承包地,該片土地上的速生楊樹權歸其所有。2017年11月,村黨支部工作人員張某某分別向呂某某和韓某某送達了承包地騰退通知,且縣鎮人民政府、草廠村村委會在文件中明確指出“林木自行處理”。2017年12月初,李某(系呂某某的外甥)電話聯系韓某某,表示希望將廠子南側、東側、北側的楊樹全部砍伐并賣出,韓某某強調李某務必找漷縣鎮林業工作站站長曹某某辦理伐木手續,并提前知會曹某某。后李某并未辦理伐木手續,在譚某某的幫助下以4萬元的價格將147株楊樹賣給收樹人張某某并全部砍伐,該部分款項并未交給韓某某。經鑒定,該147株楊樹的立木蓄積為95.942立方米。后砍樹被舉報,韓某某找張某某開了樹權證明,并讓李某拿到鎮里蓋章。

  曹某某表示,2017年11月下旬,韓某某向其電話咨詢是否可以不辦采伐手續直接砍樹,曹某某明確表示不可以。在案發后,韓某某多次聯系曹某某,希望曹某某能夠幫自己,其表示自己曾經讓李某來辦理手續但是李某沒來。曹某某表示其并不認識李某;李某表示是韓某某主動聯系自己并讓自己聯系收樹人,且韓某某聲稱手續問題已經和曹某某溝通好。李某表示賣樹的4萬元現金當時就交給了韓某某。

  本案當事人韓某某因涉嫌濫伐林木罪于2018年8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2月25日由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以濫伐林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袁方臣律師接受委托,擔任韓某某的辯護人。經過詳細閱卷、會見當事人、實地調研、組織專家論證會、制定詳細辯護方案等精細化、專業化的辯護工作之后,袁律師向法院提交了辯護意見。

  控辯雙方觀點

  控方觀點

  2017年12月初,在未辦理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情況下,韓某某指使李某找到收樹人張某某,協商后將呂某某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區漷縣鎮草廠村村東、田南路南側、工業大院院墻外的楊樹147株以4萬元價格由張某某收購砍伐。經鑒定,該147株楊樹立木蓄積為95.942立方米。后韓某某經民警電話通知后于2018年8月9日自行到案。

  控方認為,韓某某、張某某、李某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林木,數量巨大,破壞了國家對林業資源的保護制度,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二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均應當以濫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辯方觀點

  1.韓某某沒有濫伐林木的主觀故意

  濫伐林木罪的主觀要求必須是故意,行為人明知是濫伐林木的行為,積極追求或者放任結果發生。在本案中,單純只從韓某某對伐木知情來判斷其具有濫伐林木的故意,這種認定并不準確。

  首先,鎮政府及村委會的文件導致韓某某產生錯誤認識。

  草廠村村委會于2017年12月5日向呂某某出具《證明》載明“樹木自行處理”。該內容證實草廠村村委會對園區騰退和樹木處理具有職權。同時,作為承擔管理本村公共事務職能的村委會,其加蓋了公章的《證明》,當然具有公信力,足以使本村村民韓某某認為自己有自行處理樹木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是遵照村委會的要求,履行處理樹木的義務,并不能認識到這樣的處理行為是濫伐林木。

  雖然《縣鎮人民政府關于工業大院騰退的情況說明》中載明“區域內的樹木、苗木等植被如需伐移,應依據法律法規辦理相關行政許可”,然而,該文件的落款日期卻是2018年9月4日,也就是說這份證據形成于本案發生之后,顯然不能以文件中的事后標準要求事先的行為。同理,漷縣鎮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6日發出《通知》:“根據通州區縣鎮草廠村騰退指揮部決定,限被騰退人即日起進行搬移、遷移工作,于2017年10月9日至草廠村騰退指揮部簽署騰退確認書,于2017年10月12日前完成騰退范圍內物品搬移、遷移工作,并簽署交房單。……”

  據此,一種理解為伐移樹木需要取得行政許可,沒有取得行政許可不可以采伐樹木。然而,如果將句式重心前移,該文應當是行政指導,即國家行政機關在職權范圍內,為實現所期待的行政狀態,以建議、勸告等非強制措施要求有關當事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活動。本案中,根據一般理性自然人的理解,漷縣鎮人民政府及草廠村村委會發出的文件并沒有明確要求村民伐移樹木或者不伐移樹木,村民可以選擇伐移樹木也可以選擇不伐移樹木,這是村民個人選擇自由,政府對于村民個人選擇持尊重態度,即伐移樹木和政府的行政指導有直接因果關系,為漷縣鎮人民政府所允許。

  既有公信力的村委會文件,又有鎮政府的指導(盡管為事后補發),對于呂某某擁有所有權的楊樹,韓某某當然認為在騰退過程中可以自行處理。即便規定騰退區域內的樹木如需伐移,應依據法律法規辦理相關行政許可,也由于系事后追認,也不應視為具有強制效力。

  此外,村委會和郭縣鎮人民政府僅給村民1個月的騰退時間,在短時間內,要騰退建筑物及其所有附屬設施,安頓好家人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辦理完相關騰退手續,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是一個體量巨大的工程。在漷縣鎮人民政府文件中對伐移樹木是否屬于騰退工作尚不明確的情形下,草廠村除韓某某外的其他村民,均已將個人所有的樹木全部伐移,因此,韓某某伐移樹木的行為,是履行配合政府騰退整體工作的義務。總而言之,鎮政府及村委會的文件導致韓某某對伐樹行為產生錯誤認識。

  其次,韓某某沒有破壞森林資源和林木管理秩序的主觀故意。

  濫伐林木的直接故意表現為,濫伐林木行為人明知自己的濫伐行為擾亂國家國家林木管理秩序,濫伐行為會對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侵害,卻仍然故意實施;間接故意表現為,行為人知道自己的濫伐林木行為擾亂國家林木管理秩序,但是主觀上并不希望自己濫伐林木的行為對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侵害,對這種可能發生的侵害和不利后果,放任不加以干預或者制止。

  據本案案情及上述文件可知,涉案的樹木位于草廠村騰退范圍內,在其他村民均已伐移樹木的情況下,韓某某誤認為涉案樹木是限期必須砍伐的樹木是在情理之中的。韓某某通過自行伐移樹木配合政府整體騰退工作,其沒有破壞森林資源的故意,也沒有違反國家林木管理秩序的故意。

  2.韓某某的行為未侵害濫伐林木罪的保護法益,僅違反了行政法規

  法律體系中,刑法是保護法益最嚴厲的手段,應秉持謙抑性原則。換言之,只有在其它手段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應適用刑法。

  濫伐林木罪要求違反《森林法》,而根據《森林法》第1條,為了保護、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加快國土綠化,發揮森林蓄水保土、調節氣候、改善環境和提供林產品的作用,適應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制定本法之規定,森林資源是其保護法益的首位。據此,濫伐林木罪保護的實質性法益是森林資源,程序性法益是國家林木管理秩序,程序性法益林木管理秩序旨在更好地保護實質性法益森林資源。換言之,政府林業部門應當從砍伐動機、目的、所處環境等多方面對伐木許可進行實質審查。本案中,縣鎮人民政府、草廠村村委會在上述文件中明確指出“林木自行處理”,這表明政府和村委會已經對林木的采伐行為進行了實質性審核,符合砍伐規定,沒有破壞森林資源。因此,韓某某的行為并沒有侵害濫伐林木罪的實質法益,之后未按要求辦理行政許可的行為僅侵害了程序性法益,屬于違反行政法規。

  需要指出的是,韓某某未按要求辦理行政許可,也是基于對政府文件的錯誤認識,寬宥該行為情有可原,認定為犯罪,則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非但不能達到震懾、預防犯罪的目的,反而讓百姓心生恐慌,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3.認定韓某某指使李某伐木存在問題,無法排除韓某某不知情的合理懷疑,達不到確實充分的證據標準

  現有證據表明,韓某某對在騰退過程中自行處理樹木需要辦理相應行政許可手續的事實有一定認識,李某告知韓某某“不少人想買你們家周圍的樹”,此時韓某某并未表示愿意伐樹獲利,但明確對李某說:“不管誰買樹,都得先辦手續。”之后李某讓韓某某和砍樹人曹某某聯系,“打個電話說一下砍樹辦手續的事”,韓某某向曹某某表示“讓我外甥(指李某)找他(曹某某)辦理砍樹手續”,“具體的事已都交給李某負責”說明韓某某將辦理伐木行政許可手續事宜委托代理給李某辦理,而李某通過向韓某某介紹砍樹人,匯報砍樹價格等一系列實際行動對這段代理關系予以默示同意。

  關鍵問題是,韓某某明確授權李某代理其辦理伐木行政許可手續,但并未授權其砍樹,是“李某自己找人把樹砍了”。根據《民法總則》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仍然實施代理行為,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李某未經被代理人韓某某同意,超出代理權限對韓某某家的樹砍伐處理而并沒有辦手續,其行政違法行為結果不能歸因于韓某某。

  另外,韓某某自始至終對于濫伐樹木的行為都是否認的,除李某供述系在韓某某指使下無證砍伐樹外,其余證人均不能直接證實韓某某指使李某無證砍樹。至于張某某、李某、牛某某、譚某某等四人,對砍伐現場李某打電話的對象和內容的口供并不一致且有多處矛盾,無法相互印證,更加無法證實韓某某指使李某無證砍樹。又如,韓某某是否因濫伐樹木而獲益等事實也不清晰。韓某某和李某對款項的數額和性質的供述存在矛盾。韓某某認為李某代草廠村交給自己3萬元拆房款,其并未收到砍樹款項,李某表示明確給了韓某某4萬元砍樹款。

  因此,現有證據無法排除這樣一個合理懷疑:韓某某對李某未辦理行政許可砍樹并不知情,也未在現場指使李某無證砍樹。該部分證據未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據標準。

  4.即便韓某某構成犯罪,懇請法院依法判處緩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即便韓某某構成犯罪,考慮到濫伐林木并非是具有較大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且韓某某砍伐的是自家廠房內的樹木,剛剛達到數量巨大的標準,實質上亦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許可(只是形式上沒有辦理許可證),屬于犯罪情節較輕;樹木已被全部砍伐,沒有再犯可能。因此,即便韓某某構成犯罪,懇請法院依法對其判處緩刑。

  判決結果

  2019年5月17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2019)京0102刑初207號刑事判決書認定:韓某某、張某某、李某違反國家法律規定,濫伐林木,數量巨大的行為,均侵犯了國家對林木資源的管理制度,均已構成濫伐林木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均應予以懲處,指控成立。鑒于被告人韓某某當庭能認罪悔罪,可酌情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該判決雖未完全采納辯護人提出的無罪辯護意見,卻在認定韓某某濫伐林木數量巨大(法定刑為三年以上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前提下,判處緩刑,基本做到了罰當其罪,使被告人能夠回歸家庭,重獲自由,辯護效果顯著。

  案件體會

  1.行政違法不等于刑事犯罪

  我國目前尚不存在規范意義上的附屬刑法,在民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出現的以“……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為標志的法律規范并不一定等同于刑事犯罪,切記考察行為的實質內容而非表現形式,明確行為是否侵犯法益以及侵犯何種法益,否則會盲目擴大刑法的打擊面。本案中,縣鎮人民政府、草廠村村委會在文件中明確指出“林木自行處理”,這表明政府和村委會已經對林木的采伐行為進行了實質性審核,符合砍伐規定,沒有破壞森林資源。因此,韓某某的行為并沒有侵害濫伐林木罪的實質法益,之后未按要求辦理行政許可的行為僅侵害了程序性法益,僅屬于違反行政法規。

  2.積極溝通尋求最優辯護策略

  積極溝通包括與當事人溝通和與司法機關溝通兩方面。與當事人溝通不僅能了解案卷上沒有但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線索和事實,同時能夠與當事人商定最優的辯護策略,如本案中韓某某當庭認罪悔罪是其獲緩刑判決的法律前提。與司法機關溝通能夠及時向其表達辯方意見,將部分工作做在庭前,增強有效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