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實務中主合同仲裁條款效力是否及于擔保合同

時間:2019-06-18 來源: 作者:徐偉 瀏覽: 打印 字號:T|T
  引言

  中國的仲裁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仲裁已經成為商業界解決爭議的重要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頒布已經25年,1995年全國各仲裁機構受理案件標的額總額為2億元,2009年首次突破1000億元,2014年增長至2565億元,2015年的標的總額更是增長了55%,達到4112億,2018年居然達到了7000億元①!用仲裁的方式處理民商事糾紛已經逐漸深入人心。

  仲裁協議的獨立性

  《仲裁法》第十九條規定,“仲裁協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者無效,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仲裁法解釋》)第二條規定,“當事人概括約定仲裁事項為合同爭議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變更、轉讓、履行、違約責任、解釋、解除等產生的糾紛都可以認定為仲裁事項。”

  當事人選擇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糾紛,就必須簽訂仲裁協議,仲裁協議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獨立性。當仲裁協議的獨立性與主從合同的從屬性發生沖突時該如何處理?本文以主合同約定仲裁條款,擔保合同沒有約定的情況為例,對已有的案例進行粗淺的羅列及分析。希望讀者在讀完后能夠有所收獲亦或者能夠聯系我進一步探討。

  問題由來

  主合同約定仲裁條款,擔保合同沒有約定,如何確定擔保合同的管轄問題?就此問題,《仲裁法》及《仲裁法解釋》并沒有給予明確的規定,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主合同和擔保合同發生糾紛提起訴訟的,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擔保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擔保合同發生糾紛,債權人向擔保人主張權利的,應當由擔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轄。主合同和擔保合同選擇管轄的法院不一致的,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

  理論界存有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國家法律或者司法解釋應給出相應的規定,能夠使主合同的仲裁效力擴大到擔保合同的擔保一方②;另一種認為在缺少明確或可推知的仲裁合意或者其他一些可能存在的情況下,不宜將主合同仲裁條款直接擴張至擔保人③;還有一種認為連帶保證合同當然受主合同仲裁條款的約束,而一般保證則應當分情況予以討論④。

  因此,實務中難免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判決結果。

  認為主合同仲裁條款效力及于擔保合同的案例:

  湖南省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永中法民二初字第18號民事裁定書,法院認定作為債務的連帶擔保人,應當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的約束;

  連云港仲裁委員會(2012)連仲決字第177號決定書認定,擔保合同系從合同,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權。

  認為主合同仲裁條款并不能對擔保合同形成約束: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浙杭仲確第3號民事裁定書。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踐的情況及分析

  (一)最高人民法院案例

  案例一:惠州緯通房產有限公司與惠州市人民政府擔保物權糾紛⑤

  裁判要旨:雙方簽訂的《擔保合同書》中未約定仲裁條款,主合同與擔保合同的糾紛系兩個不同民事關系,履約擔保民事關系不受主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約束。

  案情介紹:

  1、緯通公司與嘉城公司簽訂《港澳廣場總承包工程合同》,合同規定了明確具體的仲裁條款,雙方已經簽字生效。緯通公司與惠州市政府簽訂《履約確認書》約定:“發包方因上訴原因而付出的多種或者任何費用,概由惠州市政府負責,在工程的所有違約行為所產生的責任承擔保證責任。”

  2、因履行合同產生糾紛,緯通公司于2001年5月向廣東省高院起訴,請求判令嘉城公司返還工程款,支付違約金,惠州市政府承擔連帶責任。2001年7月緯通公司撤回了對嘉城公司的起訴;惠州市政府于2001年8月提出管轄權異議,請求裁定駁回對惠州市政府的起訴,將本案移送至仲裁機構。

  3、一審廣東省高院作出(2001)粵高法經一初字第13號民事裁定,認定主合同和一般擔保合同發生糾紛提起訴訟的,應當根據主合同確定案件管轄,最終駁回了緯通公司的起訴。

  4、緯通公司不服廣東省高院裁定,上訴要求撤銷裁定。最高院作出(2001)民二終字第177號裁定,認定主合同的仲裁條款效力不及于擔保合同,撤銷了廣東高院的裁定,案件廣東高院應予受理。

  案例二: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東迅投資有限公司涉外仲裁不予執行一案⑥

  裁判要旨:盡管在主合同上簽署,但并不是主合同的當事人,因此主合同仲裁條款不能約束簽署人。擔保合同中也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依據主合同仲裁條款受理案件,涉及擔保糾紛部分已經超出了仲裁協議的范圍。

  案情介紹:

  1、1996年11月2日東迅公司與恒通公司簽訂《廣西路通公路開發有限公司合同》約定成立合作公司,恒通公司擔保東迅公司每年有固定最低收入,并約定了仲裁條款。玉林市政府作為保證人向東迅公司出具了《玉林政府的承諾函》,以市政府財政提供擔保,但并未約定仲裁條款。

  2、合作合同履行過程中,恒通公司拒絕繼續向東迅公司支付錢款。2005年6月23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作出【2005】中國貿仲京裁字第0233號裁決,要求恒通公司及玉林市政府承擔還款義務并駁回了二者的管轄權異議申請。

  3、2005年10月13日,東迅公司提出強制執行申請。玉林市政府、恒通公司于10月30日對東迅公司申請執行提出申辯和異議,并于11月7日各自提供了擔保,申請中止執行。2005年12月7日,玉林市中院裁定本案中止執行。

  4、2005年12月20日,東迅公司不服玉林中院的中止裁定,提出復議申請。

  5、玉林中院審查認為仲裁違反法定程序,并依據法律規定報高院審查,高院審查認為玉林市政府不受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的約束,裁決涉及玉林市政府的部分不予執行。

  6、廣西高院請求最高院對該案的處理方式進行批復,最高院回復同意廣西高院的處理意見。

  案例三:成都優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國建申請撤銷深圳仲裁委員會(2011)深仲裁字第601號仲裁裁決一案⑦

  裁判要旨:擔保合同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關于主合同有仲裁條款,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應當受到主合同仲裁條款約束的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案情介紹:

  1、2007年2月1日,友邦公司與優邦公司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約定友邦公司將注冊的YOBO許可優邦公司使用。并同意將爭議提交到深圳仲裁委員會處理。2007年2月7日,王國建、祈祥、陳建軍共同簽署一份《擔保書》,共同為優邦公司向友邦公司提供擔保。

  2、由于優邦公司未能按約支付使用費用,友邦公司于2011年1月向深圳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王國建對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深圳仲裁委員會于2011年9月8日作出601號裁決書,裁決優邦公司向優邦公司支付費用,王國建等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3、優邦公司、王國建對裁定不服,申請撤銷裁決。

  4、深圳中院審查后認為裁定撤銷第601號裁決書。因為裁決書對沒有約定仲裁條款的《擔保書》進行裁決,超出了仲裁協議約定的范圍。廣東高院審查認為由仲裁委員會裁決爭議的意思表示應當以書面形式達成,不能以任何形式推定雙方接受仲裁條款約束。

  5、2013年3月20日,最高院答復案涉擔保合同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關于主合同有仲裁條款,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應當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約束的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案例四:張凱鈞等與立盛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上訴案⑧

  裁判要旨:根據仲裁協議意思自治原則,本案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不能約束仲裁協議以外的當事人。

  案情介紹:

  1、立盛公司與鵬溢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仲裁條款,并與張凱鈞等簽訂保證合同。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糾紛,立盛公司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請仲裁,并向山東高院依據保證合同起訴張凱鈞等。

  2、張凱鈞等向山東高院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本案應當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轄。

  3、山東高院作出(2014)魯民四初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了張凱鈞等的請求,張凱鈞等不服裁定進行了上訴。

  4、最高院作出(2014)民四終字第27號民事裁定維持了原裁定。

  案例五:西安邁科金屬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金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保證合同糾紛上訴案⑨

  裁判要旨:本院《關于成都優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國建申請撤銷深圳仲裁委員會(2011)深仲裁字第601號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2013)民四他字第9號]的答復意見明確指出:“案涉擔保合同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關于主合同有仲裁條款,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應當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約束的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案情介紹:

  1、金川公司與“債務人”簽訂《進口電銅買賣合同》,邁科公司作為擔保人。債務人違約,金川公司依據仲裁條款申請仲裁列債務人為被申請人,同時提起訴訟列邁科公司為被告。邁科公司在一審時提起管轄權異議被一審法院駁回,于是提起上訴。

  2、最高院在二審時維持了一審裁定,理由是:《關于成都優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國建申請撤銷深圳仲裁委員會(2011)深仲裁字第601號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2013)民四他字第9號]的答復意見明確指出:“案涉擔保合同沒有約定仲裁條款,仲裁庭關于主合同有仲裁條款,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應當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條款約束的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二)分析

  1、裁判特點

  仔細研讀以上案例不難得出最高院裁判的特點:1、從2001年到2017年,最高院始終如一否定主合同仲裁條款效力及于擔保合同,在擔保合同中沒有簽訂仲裁條款的情況下,不承認合同仲裁條款的效力擴張,否認了合同的主從關系在此問題上的適用;2、最高院對擔保合同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保證并未有區別對待,均不認可效力擴張;3、最高院對國內仲裁、涉外、涉港澳仲裁也未有區別對待,均不認可效力擴張;4、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四他字第9號請示的復函內容及精神在最新的裁判實務中繼續被適用。

  2、否定效力擴張的理由

  最高院否定效力擴張的理由總結如下:1、履約擔保糾紛與主合同糾紛系兩種不同的民事關系,前者的民事關系不應當受后者民事關系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約束;2、擔保合同當事人并不是主合同當事人,應當嚴格依據《仲裁法》第4條,在擔保合同中未有書面約定仲裁條款時不受仲裁機構管轄;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中有關依據主從合同關系確定管轄的規定在此問題上并不能夠被適用;4、根據仲裁協議意思自治原則,本案主合同約定的仲裁條款不能約束仲裁協議以外的當事人,也不能約束仲裁條款約定的仲裁事項以外的其他事項。

  3、產生的問題及疑惑

  雖然最高院對此問題的態度比較堅定,但實務中因此而產生的問題和疑惑依然存在。比如在最高院中航惠德風電工程有限公司與遼寧高科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保證合同上訴案中⑩,雖然擔保人承擔的是連帶保證責任,但由于主債務約定的是仲裁管轄,法院認為無權對主債務審理,否則侵害了債務人選擇仲裁管轄的權利,因此,主債務的范圍不能確定,保證責任的范圍也不能確定,在主債務未經過仲裁裁決確定的情況下,無法支持債權人的請求。在江蘇高院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與江蘇永祿肥料有限公司、江蘇永祿糧油有限公司等保證合同糾紛上訴案?中,法院認為如果對主合同爭議進行實體審理,勢必侵害主合同當事人基于仲裁條款約定而享有的選擇仲裁解決糾紛的權利,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但主合同當事人在申請仲裁后又申請撤回仲裁申請,致使主債務的范圍不能確定,保證責任的范圍也不能確定,故在主債務未經過仲裁裁決確定的情況下,直接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證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相反,如果主合同約定法院管轄,擔保合同約定仲裁機構管轄,在法院兩審終審制度下,等主債務判決生效后,仲裁機構才能夠依據判決書中的債務范圍繼續審理擔保人是否應當承擔相應責任,這無疑是對擔保制度的傷害,連帶保證實質上變成了一般保證;也是對具有效率特征的仲裁制度的一種傷害,被強行加入了前置程序。

  4、注意與其他情形的區分

  值得注意有三點,一是需要注意區別實務中擔保及債務加入的情形,如果屬于后者則應當依據《仲裁法解釋》第九條規定處理:“債權債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的,仲裁協議對受讓人有效,但當事人另有約定、在受讓債權債務時受讓人明確反對或者不知有單獨仲裁協議的除外。”因為在部分轉讓的情況下,受讓人加入到原有的合同主體之中,無論主體如何變化,合同內容并沒有變化,依照約定約束新的主體。二是注意區分援引仲裁條款的情況,如當事人的擔保合同未寫明仲裁條款,而是援引了主合同的仲裁條款的情況,也可使該條款成為合同一部分,符合書面的要求。司法實踐中支持此觀點,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福建省生產資料總公司與金鴿航運有限公司國際海運糾紛一案中提單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復函》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蒙經濟合同未直接約定仲裁條款如何認定案件管轄權的復函》。三是倘若擔保合同已經與主合同一并管轄,而各方均無意見,并進行了仲裁程序,則在仲裁裁決做出之后,如果一方以仲裁協議無法管轄擔保合同為由提出撤銷或不予執行,法院不應當支持這種行為。?這種禁止反言的精神也體現在《仲裁法解釋》第二十七條中:“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提出異議,在仲裁裁決作出后以仲裁協議無效為由主張撤銷仲裁裁決或者提出不予執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美國的司法實踐

  在美國,法院對于擔保問題是否受到主合同仲裁合約的約束存在爭議。例如在Grundstad v. Ritt 一案中,法院認為擔保人并不受一個缺乏他明確同意仲裁意思表示的仲裁條款的約束,在Asplundh Tree Export Co. v. Bate案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答案?。而在 Compania Espanola de Petroleos, S. A. v. Nereus shipping, S. A.案中,美國則認可了仲裁協議的擴張。該案件是一起海事糾紛,船東欲根據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與租船人的擔保人進行仲裁,但是該擔保人并沒有在包含仲裁條款的租船合同上簽字。該租船合同的仲裁條款指出,該條款適用于所有與本租船合同有關的爭議,即該仲裁條款并沒有限定只適用于船東和租船人之間的爭議。而在船東與擔保人簽訂的擔保書中,擔保人指出以租船合同中規定的同樣的條件和條款承擔租船人的權利和義務,并且對于租船合同中的未支付款項負有清償責任。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指出,對于擔保人是否受租船合同中仲裁條款的約束問題,關鍵在于當事人在擔保書中所使用的語言。而由于該擔保書中使用了較為寬泛的語言,實質上將租船合同本身援引納入了擔保書,當然包括該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所以,雖然擔保人沒有在包含仲裁條款的租船合同上簽字,但是仍受該仲裁條款的約束。同樣,在Kvaerne. v Bank of Tokyo Mitsubishi案中,也認可了仲裁協議擴張的效力。一家銀行為了給一個建筑合同提供擔保而與K簽訂了一個擔保書,而擔保書中并沒有包含仲裁條款。但是,被擔保的建筑合同存在仲裁條款,并且該仲裁條款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法律條款,指出任何由于本合同或與本合同有關的爭議都要按照美國仲裁協議(AAA)仲裁規則進行仲裁。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之間出現了糾紛,銀行依據該擔保書提起了一個法院訴訟,而被擔保人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地區法院提出要求銀行與其進行仲裁的訴訟。在該案件中,美國第四巡回上訴法院認為,擔保銀行應該以仲裁方式解決基于該擔保書而產生的糾紛,即使該擔保書中沒有包含仲裁條款。這是因為,建筑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已經被援引并入到了擔保書中,因此作為擔保書一方當事人的銀行必須受該仲裁條款的約束。此案中,法院也對合同中所使用的語言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以租船合同中規定的同樣的條件和條款承擔租船人的權利和義務”這一條款推定出擔保書已經援引了租船合同,遵循了援引并入原則?

  從案例來看,擔保人是否受主合同約定仲裁條款的問題并未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另外,暫未發現以統一立法例的形式來規制此問題的國家,針對此問題,法院更傾向于根據具體案例來作出認定。但從美國法院支持仲裁裁決的理由來看,援引并入原則是其解釋擴張的重要依據。

  國內仲裁機構的趨勢

  2017年4月15日《橫琴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時仲裁規則》(以下簡稱橫琴臨時仲裁規則)開始施行,這是國內首部臨時仲裁規則,該規則是自貿區爭議解決制度的重要創新,同時也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中國仲裁制度的發展方向。第八條第四款規定,“主合同的仲裁協議對主體相同的從合同有效,從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

  該規定可以理解為:一、相同合同主體效力擴張為原則,但只能由主合同向從合同擴張,不能由從合同向主合同擴張,并且前提必須是合同主體相同,否則不發生擴張。二、從合同另有約定為例外,即使存在合同主體相同的情況下,也應當以從合同例外的約定為準,排除主合同效力的擴張,既然規則從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出發,那么,如果從合同發生的糾紛達成獨立協議是否能夠阻卻主合同的效力擴張呢?在此,不作展開分析。

  不難看出,橫琴臨時仲裁規則是以當事人是否達成仲裁合意為判斷標準,在主從合同的關系下,當事人既然在主合同中簽署了姓名,可以合理的認為其認可就主合同發生所有糾紛的管轄,包括從合同中的糾紛管轄都應當是一致的。

  除橫琴臨時仲裁規則以外,銀川仲裁委的仲裁規則第12條規定了仲裁協議效力的擴展,其中第2款單獨對合同與從合同之間能否發生效力擴張作了明確的規定?。貿仲在其規則第14條專門規定了多份合同的合并仲裁,將主從合同關系作為合并仲裁的理由之一?

  結語

  作者作為一名律師,從為客戶審核合同角度而言,對關聯合同、主從合同、連續性發生的合同,除了特殊情況外,盡可能統一管轄。但從代理案件角度而言,在擔保合同并不存在明確約定仲裁條款的情況下,應當轉換角度審查合同是否存在援引條款、代理簽署條款、禁止反言的情形存在。同時也應當重點關注到合同中是否存在《仲裁法》第16條規定的其他書面形式訂立仲裁協議的情況。即《仲裁法解釋》確定的:“‘其他書面形式’的仲裁協議也包括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形式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目前,在仲裁實踐中被普遍認可的觀點是,雙方通過互換等方式相互告知各自的意向并達成一致,即使沒有當事人的簽署也具有形式效力。?

  主合同仲裁條款效力是否及于擔保合同的問題的思考還是應當建立在三項基本內容上: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和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從律師的實務角度而言,效力是否及于擔保合同只是律師工作中大山的一角而已,仲裁事項如何約定?是否超裁?仲裁委員會是否明確?即使管轄問題沒有可以操作的空間,那么還有大量有關實體的問題在工作中需要研究。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法治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點小力量。

  注釋:

  ①《法制日報》2019年3月26日第十版面

  ②參見孫健駿:《擔保人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條款的約束》,載《法制與經濟》2012年第6期

  ③參見葛黃斌:《擔保人是否受債權人與債務人仲裁協議約束問題研究》,載《中國合同法論壇論文匯編》,2010年。

  ④參見劉順章:《主合同仲裁條款能否約束擔保人》,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7月11日,第B03版。參見杜新麗主編:《國際民事訴訟與商事仲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⑤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00年第一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頁。

  ⑥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報請對東迅投資有限公司涉外仲裁一案不予執行的請示的復函(2006年9月13日 [2006]民四他字第24號)

  ⑦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成都優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國建申請撤銷深圳仲裁委員會(2011)深仲裁字第601號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2013年3月20日 (2013)民四他字第9號)

  ⑧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四終字第27號民事裁定書

  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轄終47號民事裁定書

  ⑩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終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書

  ?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終1310號民事判決書

  ?參見林一飛著《商事仲裁實務精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參見葛黃斌:《擔保人是否受債權人與債務人仲裁協議約束問題研究》,載《中國合同法論壇論文匯編》,2010年。

  ?參見石育斌:《國際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比較研究——兼論中國〈仲裁法〉修改中的第三人問題》,華東政法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參見《銀川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2017)》第12條第2款。

  ?參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2015)》第14條。

  ?參見江偉、肖建國主編《仲裁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頁。